摘 要：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探讨退役军人事务部设立的必要性、具体构想、实践逻辑、内生困境和整体性治理路径等，虽有少量研究分析了其对政府履职的影响，但主要着眼于政府内部治理绩效，较少关注改革对退役军人这一直接目标群体公共福利的影响。本研究以幸福感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20）构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策略，识别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对退役军人的影响。研究发现：（1）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显著提升了退役军人幸福感。（2）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部门设立主要通过社会保障、社会地位和未来信心等途径提升了退役军人幸福感。本研究在较为准确识别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对目标群体公共福利影响基础上，对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事务改革、提高退役军人幸福感也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幸福感；双重差分法；退役军人

引言

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体系运转的关键目标。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退役军人的幸福感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随着国家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军政分割、多头管理、资源分散式退役军人管理体制弊端逐渐显现[1]，导致退役军人公共服务供给不精准、不均衡[2]。为更好地维护退役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党的十九大决定“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退役军人事务治理迈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各方协调配合的一体化改革新阶段[3]。

对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设立，现有文献主要着眼于探讨退役军人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具体构想[4,5]，退役军人安置政策机构合作关系网络演化路径[6]，改革实践逻辑、内生困境和整体性治理路径[3]等。虽有少量研究分析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对政府履职的影响，发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改善了政府职能履行情况[7]，但主要着眼于政府内部治理绩效，缺少对退役军人这一直接服务目标群体公共福利影响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也应当以保障退役军人利益、提高退役军人幸福感为导向。因此，退役军人幸福感提升是评价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的重要依据[8]，也是进一步推进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2—2020年5轮成人调查构建的面板数据，以双重差分策略（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识别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对退役军人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在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背景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设计，包括数据来源、变量测量和模型设定；第三部分呈现了实证分析结果；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改革背景和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背景

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军政分割、多头管理、资源分散式退役军人管理体制弊端逐渐显现[1]，退役军人事务管理体制改革提上日程。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协调各方面力量，更好地为退役军人服务”。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整合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的相关职能，组建了“退役军人事务部”，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的治理样态由原来的多部门模式转变为一体化模式[3]。

2019年2月26日，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挂牌成立。随后，立足实现“五有”“全覆盖”目标，县级以上普遍成立了党委退役军人工作领导机构和政府行政机构，从国家到村（社区）共建成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62.4万个，转隶、接收、成立4000余个事业单位、500余家社会组织，形成了党领导下的行政机构、服务体系、社会力量“三驾马车”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退役服务体系全面展开[9]，以退役军人事务部为统领部门，由社会保险、就业安置、服务优待等主要治理场域构成的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体系逐步形成[3]。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文从“幸福政治”视角，分析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对退役军人这一直接服务目标群体幸福感的影响。

首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推动了退役军人事务政策体系的完善。在机构改革前，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的相关职能归属于不同条块的各个部门，没有形成高效的协同机制[5]。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设立，使退役军人事务部成为我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机构合作网络的核心领导者和中枢机构，显著提升了机构合作效率，降低了机构间的博弈成本，破除了多口管理、职责交叉、衔接不畅等体制性障碍[6]。这使得退役军人事务部能够有效会同相关部门，推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为龙头，《退役军人安置条例》《退役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等规章为主干的中国特色退役军人工作政策制度体系“四梁八柱”的构建和完善，从政策制度体系上为退役军人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完善的保障。政策反馈理论认为，公共政策可以通过政策文本、内容设计等传达政策信息，塑造目标群体的认知，从而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10]。

其次，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提高了退役军人服务效率和质量。早期退役军人相关事务的管理，退役安置、社会保障等工作需要在多个政府部门之间流转，优待抚恤、英烈褒扬等职能的权责归属不够清晰明确，给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带来了一定的阻碍[7]，导致退役军人安置纠纷频发[11]。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设立，让退役军人事务相关的职能责任有了明确归属[7]，部门履职无需跨越部门权责边界，提高了相关职能的履职效率[12]。

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效能的提高，从工作安置、社会保障供给、社会地位提升等方面有效改善了退役军人生活境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后，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导实施了一系列退役军人服务改革，以提高退役军人服务效能：一是通过实施“阳光安置”“直通车安置”，增强了选岗透明度，提升了退役军人安置精准度和满意度；二是完善社会保障服务供给，开展退役军人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集中补缴工作，有效解决了退役军人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通过显著提高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实施“兜底线工程”和建立健全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机制，切实帮助部分退役军人纾困解难；三是通过实施“全国县级及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悬挂光荣牌等工作，增强了退役军人及其军属的荣誉感，提升了退役军人的社会地位。这些退役军人服务的有效供给，从工作安置、社会保障、社会地位等方面切实改善了退役军人的生活境遇，从而有助于退役军人幸福感的提高。

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满足程度，反映了公众对自身日常生活状况的感受和认知[13，14]。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设立，从制度构建层面给退役军人传递了生活改善的信息，并通过提升服务效能从工作安置优化、社会保障完善、社会地位提升等方面切实改善了退役军人的生活情境，从而有助于提高退役军人的幸福感。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显著提高了退役军人群体的幸福感。

假设2：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来提高退役军人的幸福感

假设3：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可以通过提升社会地位来提高退役军人的幸福感

假设4：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可以通过提升未来信心来提高退役军人的幸福感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能够控制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与退役军人幸福感之间的内生关联，有效地分离出“政策处理效应”[15]。因此，本文构建了如下双重差分模型以准确识别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的“政策处理效应”。

幸福感it＝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t    退役军人i                （1）

其中，幸福感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个体i在t年的幸福感水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t为1，表示处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之后，即2018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1，否则为0。退役军人i为1，表示受访者为退役军人，否则为0。双重差分估计量DIDit＝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t*退役军人i，为本文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如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在提升退役军人生活满意度方面发挥作用，其回归系数应显著为正。Zit为其他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2—2020年的数据。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一项全国性大规模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地区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为16000户，于2010年正式开展调查，并于2012、2014、2016、2018、2020年实施了5轮追踪调查。CFPS调查问卷共有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问卷类型。本文主要选取了2012—2020年5轮成人追踪调查组成的面板数据。

（三）变量操作化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是幸福感。具体利用CFPS问卷中对于受访者生活满意度调查来衡量幸福感。首先，生活满意度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是个体衡量自身幸福感受的主要依据[16]；其次，生活满意度反映了个体对于主观幸福感更长时间内的、超越了外界变化的认知，反映了不被个体短期情绪波动所影响的、较为稳定的生活状况因素，比较适宜用来进行纵向研究[17]。最后，生活满意度指标已被学者们广泛使用，其可信度和有效性已被广泛验证[18，19]。本变量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衡量，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生活越满意，幸福感越高。

2.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设置时间和组间虚拟变量进行测量。2018年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挂牌成立，一个专门为退役军人服务的全新部委从此登上时代舞台。CFPS2018数据采集工作于2018年6月5日开始，持续至2019年5月，调查时间都发生于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后。因此，对于代表政策改变的时间虚拟变量，在2018年及以后赋值为1，之前赋值为0。对于组间虚拟变量，本研究将退役军人视为实验组，普通公众视为对照组。具体根据CFPS问卷中受访者对“您是否是退伍军人”回答赋值，若受访者是退伍军人就赋值为1，没有则赋值为0。

3.控制变量

本研究还控制了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户籍、婚姻、教育年限、健康自评、收入水平、工作状况、政府信任、社会信任等变量。（见表1）

表1   变量测量与设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2显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据调查，幸福感均值为3.630，处于“一般”与“满意”之间，但略微偏向满意。其中，退役军人幸福感均值为3.700，略高于普通公众的3.630。这说明我国退役军人幸福感高于普通公众。在总样本中，有2.93%的个体是退役军人，32.7%的样本来源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之后，即2018与2020年。实验组样本占总样本0.958%。（见表2）

表2   各变量表述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对退役军人幸福感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3。表3中，模型1～模型3显示了仅包含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和DID，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从模型1可以看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对退役军人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在控制了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后仍然成立。

在模型4～模型6中，增加退役军人的人口统计特征、经济社会状况和主观态度等因素的控制后，DID的系数都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使退役军人显著提高了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假设1得到证实。（见表3）

表格3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影响机制检验

本部分主要从社会保障、社会地位和未来信心三个方面，探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提高幸福感的具体路径。

1.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与社会保障

表4中的模型1与模型2展示了社会保障在退役军人事务改革和幸福感提升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模型1检验结果表明，DID的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进一步考察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以及社会保障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社会保障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DID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参与度，提高了退役军人的幸福感。假设2得到证实。

2.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与社会地位

表4中的模型3与模型4则针对社会地位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模型3显示，DID对退役军人社会地位感知的影响为正，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4结果显示，社会地位感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DID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揭示社会地位感知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和幸福感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得到证实。

3.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与未来信心

模型5和模型6反映了未来信心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从模型5可以看出，DID对退役军人未来信心的影响为正，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6的检验结果表明，未来信心对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DID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可以通过让退役军人对未来生活更有信心、更加乐观来提升幸福感。假设4得到证实。

模型7中同时加入了社会保障、社会地位、未来信心，以分析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对结果的影响。从模型7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社会保障、社会地位、未来信心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表明上述检验结果基本稳健。（见表4）

表格4   影响机制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结论和讨论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20年5轮调查所构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1）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显著提升了退役军人幸福感，这显示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在提升退役军人幸福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2）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主要从社会保障、社会地位和未来信心三个途径提升了退役军人幸福感。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继续深化退役军人事务改革。本文发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显著提升了退役军人的幸福感，标志着该改革在提升退役军人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政策制定者可以对此取得的正面效果进行认可，并从强化退役军人事务部资源统筹地位，明确国家、省、市、县、乡、村等五级职责，构建政府、企业、社会三方主体共同参与的退役军人关爱援助平台，运用数字技术推动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的精准化和智能化等方面巩固和深化相关改革。第二，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改革主要通过社会保障、社会地位和未来信心三个途径提升了退役军人的幸福感。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更扎实地推动退役军人社会保险补缴工作，并借助数字化手段提高异地社会保险转接效率，进一步提升退役军人社会保险覆盖率；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维护和管理工作，加强建军节等节日走访、“送喜报到家”“光荣牌”悬挂等仪式活动，全方位营造“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社会氛围；策划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推进“兵支书”队伍建设，推广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等，更好地满足退役军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从精神心理层面上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和支持，对未来生活树立乐观的自信。

作者：中共潮州市委党校政治与法学教研室讲师、博士  唐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