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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与宪法发展
日期: 2019.05.27          来源:《潮州研究》


【摘要】40年来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影响巨大,也对我国宪法的修改完善影响深远。宪法作为上层建筑,随着社会发展、随着人们思想解放与时俱进、随着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发展。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为宪法修改完善提供着“先试先行”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宝贵作用。而随着宪法的不断完善,也对改革开放、国家现代化建设起促进作用,宪法发展与改革开放、国家现代化建设交互生辉。

【关键词】改革开放 宪法 完善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伟大革命,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40年来,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宪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广东40年来的改革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也对我国宪法修改影响重大。改革开放是宪法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宪法发展也对我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法治氛围惨淡,1975、1978的《宪法》受“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影响,阶级斗争思想浓重,使国家的工作重点不可能在经济建设上。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保护不足,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政治理论观念和不适应客观实际情况的条文规定。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1979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广东人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与摸索,为中国宪法的不断修改完善提供实践经验,改革开放深深影响着宪法发展,宪法必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完善。

一、1982年宪法:以改革开放促思想解放,以思想解放促宪法修改

1979年广东试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大港澳同胞、华人华侨给予了智力上输出和支持,出主意想办法,促使广东乃至全国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按国际惯例进行思考,才有了特区的创办和改革的发展。同全国人民一样,广东人对于曾经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信条开始怀疑,对集权政治加刚性计划经济、再加整齐划一的公众生活的既有中国模式开始思考,从广东到全国,勇于突破“文革”的思想禁区,抛弃 “两个凡是”教条主义的政治束缚,现代思想的闸门不断打开,我国也开始了宪法不断完善的征程。

1、经济上,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后,广东先行一步,率先在全国推进和探索体制改革,探索发展经济的道路,以实际行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物价、流通体制初步改革首度在广东进行;1978年“三来一补”外贸形式首度在广东出现;1979年我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在深圳蛇口建立;1979年财政体制改革率先在广东实行;1980首代个体户在广东出现,广东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广东这一系列探索经济发展的实践,为1982年《宪法》修订提供实践基础和有益经验,让宪法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在宪法条文上,1982年《宪法》在序言明确载明“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从宪法上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2、人权上,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而新中国建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公民的宪政意识并没有发展起来,宪法在民众眼中还仅仅存留在"一张文本"的层面上。特别是文革时期制定的宪法,受极左思想的桎梏,极大减少基本权利的相应内容。1978年改革开放后,广东人打开国门,加强与外国贸易交往,接受国际上“平等、自由”等人权理念。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思想解放、人权意识加强,体现在1982年《宪法》中,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前,意在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和授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认为,篇章结构的调整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凸显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反映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而宪法的这一修订,与广东改革开放发生的解放思想,与国际接轨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人权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宪法对人权的规定也日益广泛和充实,广东功不可没。

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建设的转折点,对中国宪法的影响也是重大而深远,促使1982年重新修订宪法,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它在法律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并宣布了一个法制时代的开始,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确立了目标。

二、1988宪法修正案:土地拍卖的“第一槌”,槌响宪法土地改革

1949年后,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1982年《宪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就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土地无偿使用,二是无限期使用,三是不准转让。由于没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对待,致使土地无偿占用,乱占、多占的情况屡禁不止,造成土地资源极大浪费,。

1986年春节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收到港商来信,信中建议,深圳应像香港一样,有偿出让土地,从土地上赚取市政建设及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不久后,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刘绍钧也写信说,如果深圳土地不进入市场,不按国际惯例使用土地,要想真正吸引外资会受到很大约束。深圳市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经过赴港考察,理论论证、专家调研后,拟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草案)》,基本内容是:国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特殊商品进入市场,使用者以平等竞争的市场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1987年12月1日,深圳市按照国务院批转的报告精神,首次公开拍卖了一幅面积8588平方米地块50年的使用权,敲响了新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的“第一槌”。有香港媒体称:“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空前壮举,也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时期。”

  正是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先行一步,为《宪法》关于土地的规定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1988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内容得以科学规划,删去“禁止土地出租”的规定,加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条款。

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有了宪法保障后,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为引进外资提供政策支持。也正是有了资金来源,外资引进,才有中国后来的经济腾飞,与国际加大融合,解放思想,吸收西方有利经验,让改革开放迈开更大的步伐。

 三、1993年宪法修正案:南巡讲话,讲出市场经济入宪

1988年后,在改革开放后全民经商热潮中,计划经济下的流通体系彻底崩溃,此后的价格闯关失败,物价失控,经济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失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宪法的一些规定与社会经济的变化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的情况。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决定南巡, 1992年著名的“南巡讲话”,选择了在广东发表。邓小平选择广东主要因为广东在改革实践中积极而又稳妥、大胆而又慎重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取得成绩显著,比如在1992年,广东GDP达到2218亿元,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摆在广东和全国面前,也有许多改革前进的困惑,比如僵化的计划经济能否带领广东、乃至全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能否以一种中国方式在广东乃至中国发展。

邓小平在广东的南方讲话解答了摆在中国面前的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姓“社”姓“资”,二是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三是如何把握反“左”反右。他告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南巡讲话坚定了广东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杀出一条血路”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坚定了国家修改宪法使之符合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步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变迁,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与时俱进,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路线写入宪法,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改革开放”正式写进宪法;“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入宪”对我国的经济、法治发展影响深远:

 “市场经济入宪”,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1992年后,各地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2027元增长到2000年的6256元,年均实际增长6.7%;人均消费支出从1992年的1672元增长到2000年的5027元,年均实际增长6.0%。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商品流通特别是农副产品交换提供了便利条件,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为农民增收带来实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784元增长到2000年的2282元,年均实际增长4.9%;人均消费支出从1992年的659元增长到2000年的1714元,年均实际增长4.5%。

“市场经济入宪”,对我国法治发展影响深远。市场经济是法治的基础。市场经济不同于以往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政府行政命令,国民无限服从的管理模式。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分离,政府不再是包办型政府,市场固有的自由交易、平等交易、公平交易原则,呼唤着自由、平等、公平的国家氛围。而法治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与市场不谋而合,国家的管理模式,也应相应转为依法治国的管理模式。“南巡讲话”及1993年宪法修改,对广东乃至全国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的。在强劲的东风推动下,我国宪法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宪法中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发展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对国家影响深远重大。

四、1999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入宪,经济体制探索发展。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全面铺开,江泽民向广东提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要求,广东积极改革开放,为1999年宪法修改贡献理论与实践。

1、在广东创新“依法治省”,为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提供实践。中国正式迈入市场经济后,之前的政府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模式已不再可行,西方引进的人权、平等思想,市场固有的公平、自由思想,都呼唤着国家与地方治理模式转换为依法治理模式。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1993 年省第七次党代会作出依法治省的决策,1996 年,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依法治省工作的决定》,首次对依法治省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广东充分发挥法治重要作用,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最突出的经验是“一把手”直接挂帅,推进全省的法治建设工作。

2、在广东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2月,省委七届二次全会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指导,审议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在全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推进广东力争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3、在广东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探索。1995年12月1日,广东省政府转发《关于加快我省小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合并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经营、出售转让、嫁接改造、易地改造、抵押承包、破产拍卖等8种改革形式,加快了小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4、在广东对分配制度进行思考。广东的经济特区加快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接轨,解放思想,借鉴国际经验,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作为“先富起来的地区”,广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作用,因而对僵化的按劳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也为宪法修改分配制度提供实践依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通过宪法确认改革成果和促进改革开放便又提上了议事日程。1999年对现行宪法的第三次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写进宪法,并进一步提出保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确认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以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广东的以上的改革开放经验成果,直接体现在宪法条文,影响宪法条文的修改。这一次宪法修改,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法治保障。

五、2004年宪法修正案:保障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000年春天,江泽民在广东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春天,胡锦涛在广东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作为改革开放先驱,国家领导人总对广东带有特殊感情,许多对中国影响巨大的思想言论也是在广东发表。广东对改革开放、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对宪法修改完善意义重大。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社会生产生活发生重大变化,2004年我国宪法也随之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歧视私有制,认为只能由国家享有生产资料,只允许个人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并将此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区别,在财产保护层面非常孱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民收入也大大提升,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而随着改革开放与国外交流加深,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障,也被群众所认可。比如西方经典的“风进、雨进、国王不可进”案例,就算是拥有无上权力的国家,没有屋主的允许,也不可进入、征收私人的房产。群众对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因此,2004年宪法修正案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我国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

2、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突出成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生活水平。随着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人权保障事业也备受国内外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3、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我国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等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发展生产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宪法也随着修改,使其更符合我国国情。

4、在国家主席的权力部分增加了进行国事活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世界上的大国,国家主席作为国家元首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对外交往越来越多,进行国事活动的必要性越来越增强,因而宪法也适时修改,使其更有利于我国的国际交往。

六、2018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改与改革开放交互生辉。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走邓小平20年前南巡之路。习近平指出,深圳在整个过去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希望深圳和广东在未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上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广东之行并被认为是十八大后治国大策的“破题之点”,此举“意在展示他将拿出邓小平当年办特区和‘南巡’的勇气,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上一个新台阶”。

2018年我国宪法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九个方面:在序言部分增加了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法制”改为“法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增加了宪法宣誓制度;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规定;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消了国家主席任职时间限制;扩大了地方立法权;确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从以上的宪法修改内容不难发现,历时14年,我国宪法没有再关于经济方面的大修大改。而从前文的梳理不难发现,在此之前的几次宪法修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所有权保护、土地制度改革等是以前宪法修改的重头戏。不对宪法经济规定进行修改,一是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权威性,二是自改革开放后到上一次宪法修改确立的经济体制,确实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增量规模显著扩大。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之后连续跨越,1986年上升到1万亿元,1991年上升到2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6年超过20万亿元,2017年首次站上8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达到827122亿元,当年经济增量折合1.2万亿美元,相当于2016年全球第十四大经济体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阔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40年来,我国居民收入节节攀升,消费水平大幅提高。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18.0倍,年均实际增长7.8%。

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宪法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发展主线:计划经济的政府命令模式不适应我国发展(文革法治倒退引发真理大讨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关注人权保障(1982年宪法)——土地改革为国家建设带来资金、引进外资(198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的法治人权思想、市场的自由平等思想影响法治进程(1993年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正式入宪,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多种所有制改革完成,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法制保障(1999年宪法修正案)——加入世贸组织后,私有财产保护及人权保障正式入宪,法治进程更进一步(2004年宪法修正案)——宪法保障,为中国带来飞跃式发展,改革开放收获巨大,再次修改宪法使之更适应国家发展,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2018年宪法修正案)。法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选择,体现着全人类共同的智慧成果,这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法治实践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可能与必要。因此,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法治政府建设。但是,法治政府建设在放眼世界的同时又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否则就会出现水土不服。而其中,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作为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一直以开放的姿态,开放国门,借鉴他国经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宪法修改完善“杀出一条血路”。

社会主义宪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规定。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类重要问题一直是新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的问题,也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一直在探索和实践的问题。2018年3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东要带头贯彻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部署,紧密联系广东实际,勇于先行先试,大胆实践探索,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全国提供新鲜经验。”广东在改革开放中成绩喜人,但也有需要完善之处。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前进道路上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使全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回顾过去,改革不止步,宪法在进步;眺望未来,改革开放不动摇,宪法光辉永不灭!

 

 

参考文献:1、《宪法与改革的重要关系论析》. 文正邦.时代与法学. 2016年8月第14卷第4期

2、《30年改革:广东试验的中国意义》.任剑涛.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48卷

3、《邓小平“南巡谈话”与广东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发展》.杨丹娜.社会主义研究. 2002年第2期

 

作者简介:宋佳瑜,中共潮州市委党校教务科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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